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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吴理真是如何演变为西汉茶祖的

来源:吴江茶艺培训网 更新时间:2020/7/17 16:42:24  点击:1495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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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演变为西汉茶祖的 竺济法 最近几年,笔者一直在研究茶史。让笔者深感惊讶的是,《茶经》、《续茶经》、《茶经述评》、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等权威文献从未提及的吴理真,怎么一下子成了中国植茶始祖了呢? 2010年年初,笔者在2009年第四期《茶叶》杂志上,读到中国茶叶博物馆研究员 周文棠先生的《蒙顶植茶人物演变与社会文化背景》,其中对蒙山僧人吴理真的年代提出了探讨,认为是南宋人物,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。 笔者多方查找记载吴理真事迹石碑的原文《金石苑》,几经周折,承蒙较早引用该引文的《蒙山茶话》、《蒙顶茶》作者、四川雅安电视台董存荣先生,提供了《金石苑》原文复印件,现作如下考述。 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作者是清代刘喜海 经笔者考证,《金石苑》全称为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,作者是清代官员、大学者刘喜海。因为书名分为“金石苑”、“三巴汉石纪存”两页,简称《金石苑》。 刘喜海(1793-1853年),字燕庭(又作燕亭、砚庭)、吉甫,山东诸城人,别号三巴子。清代著名金石学家、古泉学家、藏书家。嘉庆二十一年(1816)举人,官汀州太守、四川按察使,迁浙江布政使。祖上乃世代名宦,高祖刘棨,康熙进士,官至四川布政使,康熙帝为之御书室名“清爱堂”;叔祖刘墉,乾隆朝名臣、著名学者、书法家。刘喜海嗜金石之学,善鉴赏,工诗文。史载他家无长物,惟多金石、古钱等藏品。所著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,为巴蜀地区历代金石图文并蓄之第一部著录,是他在四川期间收集到的巴蜀历代碑刻拓本,其中有些为前人所未见。其收藏的古器物和拓本之多,在清代后期是不多见的。他曾打算将自己5000余种金石拓片藏品,编集一部几百卷的金石苑,但因卷帙太多未成,只将其中一小部分编为未分卷的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。该书收录了保存于四川的汉至唐、宋的碑刻等物,书中的碑刻、器物,多绘出缩小的图形,刻文按原来的款式、书体摹写。这种著录古代石刻文字的方法,对保存历史文献是比较科学的,对后世影响颇大。 刘喜海另有《海东金石苑》、《海东金石苑补遗》等金石类著作。其所补编《古泉汇考》,为当时古泉学集大成之巨著。 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记载吴理真是宋僧 《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》扉页记有“道光丙午夏日燕庭题于来凤堂”。“道光丙午”即1846年,是年刘喜海54岁,在成都。书中有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,其中一页标有碑石的行状,上方碑文空白部分约占四分之一,注明“文列于后”,下方约四分之三为祖师像,两边是一副对联:“行归露井灵光灿,手植仙茶瑞叶芬。”右侧有刘喜海标注“石高七尺八寸,广三尺六寸;像高五尺五寸余。行状十六行,行十一、二、三、四字不等,字径八九分,正书;对联字径三寸余,行书。” 另一页为《甘露祖师行状》,以刘喜海摹写的书体记载: 师由西汉出,现吴氏之子,法名理真。自领表来,住锡蒙山,植茶七株,以济饥渴。元代京师旱,敕张、秦枢密二相,诏求雨济时。师入定救旱,少顷沛泽大通。一日峰顶持锡窠井,忽隐化井中,侍者觅之,得石像。遂负井右,建以石屋奉祀。时值旱魃,取井水,霖雨即应。以至功名、嗣续、疾疫、灾祥之事,神水无不灵感,是师功德有遗之也。故邑进士喻大中,奏师功行及民,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像。(注:文中注有“淳熙戊申[1188]敕赐普慧妙济菩萨”) 时绍熙三年(1193年)二月二十六日,勒石于名山县蒙顶山房 该文标题明确吴理真是宋代僧人,开头也明确他是西汉吴氏后裔,被宋孝宗敕赐“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”。文中写到灵感神异故事,在古代并不鲜见。让人费解的是“元代”两字,可能是“宋代”之误。 该行状与目前《蒙山茶话》、《蒙顶茶》、《蒙山茶史略考》(张家光著)、《蒙山茶文化与道佛之源》(李家光撰)等书、文所引大同小异,最主要的是少了第二句开头“现”字,“现”字说明该行状写于当代,去了“现”字,则模糊了年代。 董存荣先生提供的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复印件,来源于四川大学图书馆。从封面及该文的多个篆印可以看出,该书已在多位藏书家手中流转过。 据网上查阅,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善本六册二函,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善本两部,各十二册。如有机会,或请茶友帮助,笔者将作查阅比对。 “西汉吴理真”是断章取义的误读 据笔者了截,目前持“西汉吴理真”之说的依据,主要文献是清雍正六年(1728)《天下大山蒙碑》和雍正十一年(1733)编纂的《四川通志》。前者因有现代著名茶学专家陈椽先生肯定,载入《茶业通史》而受人瞩目。 笔者以为,《天下大山蒙碑》、《四川通志》两种文献的编撰者,将吴理真定为西汉人氏,显然是对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开头“师由西汉出,现吴氏之子,法名理真”句断章取义的误读,忽略了“现吴氏之子”,直接把他连上了西汉年代;而即使来源于其它文献,因为没有出处,无法说明来源在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之前,也不能作为采信依据。而当代很多专家、学者未作考证,未查原著,照引不误。 对于同一历史事物,文献采信的原则是,以古为先。《天下大山蒙碑》、《四川通志》均在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石碑之后,不能作为采信依据。 尽管到目前为止,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仍为孤证,但该文献记载有明确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迹、画像,又是大学者按碑刻临摹,应该视为可信。 从四川大学图书馆复印到的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,其中盖有“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书”一页,是后人或该馆补订的,其中写到“后汉神僧理真”。“后汉”为东汉,这是西汉之外的又一种说法。 当代随意造神不可取 宋僧吴理真在蒙顶山房植茶七株以供自用或观赏,对具有悠久茶文化历史的蒙山茶来说,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茶事,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只是一笔带过。周文棠先生在《蒙顶植茶人物演变与社会文化背景》一文指出:“吴理真禅师扬名后世的因缘,并非因为植茶,而是因为‘入定救旱’,隐化而成石像,民众有求必应,并被南宋孝宗敕赐‘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’。这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,是符合历史上老百姓尊敬菩萨情结的,更在于南宋孝宗皇帝是宋代最信佛教的一位皇帝,有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的。” 让吴理真本人和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石碑作者意想不到的是,随着当代茶文化的兴起,当时因求雨有功继而显灵的宋代僧人,竟被演变成了西汉茶祖,各类文章、纪念活动铺天盖地,僧人还摇身变成了农民,甚至把他的植茶时间确定为公元前53年,不知依据何种文献?-------- 作为业余作者,笔者钦佩董存荣先生,他在工作之余,先后出版了两本书,不能苛求他在学术上如何准确。但对德高望重、著名的茶学家陈椽先生等专家、学者来说,对断章取义误读历史、至少存在争议的重大茶史,不作认真考证鉴别,随意肯定,误导读者,是极不严谨的,严重影响了学术著作的权威性。 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,笔者抛砖引玉,期望更多专家、学者指正,并深入研讨。 摘自《茶博览》杂志2011年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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